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，北京的古城墙、城门牌楼等历史建筑被认为是“封建余孽”，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迫拆除，为首都的城市建设让路。历时近20年的拆除工作，最终让这座已有600年历史的城墙从北京的城市面貌中彻底消失。

其中有一位老人，时常回想起这一切，心中如刀绞。他曾为这些古建筑的保护拼尽全力，走遍各地，表达愤怒，但始终无法改变命运。如今，他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轻声自语：“幸好徽因没看到这一切。”这位老人正是梁思成，林徽因的丈夫，两人一生献身于自己深爱的建筑事业。

当时的北京，城外有一圈呈“凹”字型的古老城墙，绵延14公里。它的历史追溯到元朝，至明代建成并延续至清代、民国，直至解放后，这座古城墙见证了600多年的风云变迁。1948年，当平津战役一触即发时，北平的安全变得岌岌可危。梁思成和林徽因焦急万分，夜以继日地在地图上标出城市重要古迹的位置，郑重地交给了相关组织，并恳求：“北平是世界上现存最伟大的古城市，我们必须要保护它！不要轻易破坏，除非万不得已。”幸得傅作义宣布起义，北平得以和平解放，才让这座有着700年历史的古城保存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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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尽管这些古建筑成功躲过了战乱，和平时期却成了城市发展的牺牲品。1949年春，政府开始对旧城进行考察与修复。当时，梁思成和林徽因感到欣慰，认为终于能保住这座文化瑰宝。然而，1949年冬天，一次城市规划会议上，局势急转直下。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提出，古城墙和建筑对中国没有益处，认为新中国应当拆除这些古迹，为城市发展腾出空间。这一提案引发了长达九年的争论，关于古建筑应该保留还是拆除的问题成为焦点。

作为建筑学者，梁思成、林徽因、陈占祥等人自然是坚决支持保留的立场。但随着时局的变化，支持拆除的声音越来越大。尤其在当时提倡一切向现代化靠拢的氛围下，许多人认为这些历史建筑是封建主义的遗物，碍眼且不合时宜。很多人认为，虽然在过去，城墙可以起到防御作用，但如今已毫无实用价值。而在北京的普通民众眼中，这些绵延的城墙甚至影响了交通，常常造成绕行和交通事故。

梁思成等人则坚信，历史文化名城不应毁坏。他建议将行政中心设立在西郊，主张“新旧兼顾、平衡发展”，以便实现城市的现代化与历史保护并行。他和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撰写了一篇2.5万字的《建议》，并附上了多张图纸，梁思成更是自费印刷了上百份，四处奔走。林徽因也在身体不佳的情况下，与丈夫一同努力争取古建筑的保留。然而，这一切的努力收效甚微。

1953年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组织了关于古建筑保护的座谈会。吴晗坚持认为，所有的古城楼必须拆除，认为它们影响了北京的交通和市容，特别是四大牌楼之一的“菜市口”，更有着“死刑执行”的历史背景。吴晗认为，梁思成夫妇之所以提出保留建议，完全是出于美学考虑。他提议用体积更小、符合现代风格的铜像、喷泉等替代那些牌楼。

对于这一提议，林徽因毫不客气，直接在会上反驳：城市规划得当，牌楼根本不会成为障碍。她甚至表示，若按吴晗的逻辑，那么故宫中的许多历史遗址也该被拆除，因为故宫也曾发生过许多悲剧性事件。她一番话让在场的所有人哑口无言。尽管如此，吴晗依旧坚持拆除的立场。最终，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坚持未能改变什么，古城墙和城楼的拆除工作仍在进行。

林徽因因不满这一切，愤怒地冲突后再未恢复。她感到万分失望，身体也因压力和悲伤进一步恶化，最终决定拒绝治疗，以示抗议。1955年4月1日，林徽因因病去世，享年仅54岁，葬于她亲手设计的八宝山公墓。她的去世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。

在她离世的那段时间，城墙的拆除工作已经有序展开。1950年，东公安局街和司法部街的牌楼被拆除；1953年5月，朝阳门和阜成门的城楼及瓮城被拆除；1954年，地安门的城楼也被拆除；1957年，永定门的城楼和箭楼被拆除；到1958年，大部分的城墙和城楼也被拆除，拆除工作持续至70年代，直到北京的古建筑成为了历史的尘埃。

梁思成深感痛心，他在拆除工作中看到了自己心爱之物的毁灭，眼含热泪说道：“还好，徽因没看到这一切。” 然而，林徽因的那句“狠话”却成了预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2004年，北京开始意识到古建筑的重要性，甚至花费巨资复建了与原版一模一样的“赝品”。距永定门拆除时不过47年，却让人感慨万千。

尽管北京民众积极响应号召，捐砖捐瓦，但历史的回声已无法再被听见。最终，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坚持没有得到真正的回报。然而，正是他们的精神与努力，才有了如今在文物保护领域的一些成就。时间也已经给出了答案：如果按照当年梁思成的方案，北京城的面貌或许会大不相同，但这一切都只能是“如果”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